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邓小平殚精竭虑解决台湾问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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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台湾问题是国共两党内战的结果,与美国的干涉有直接关系,本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。邓小平为解决台湾问题呕心沥血,殚精竭虑。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,他参与了对台工作的许多重大决策。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,他亲自领导了党和政府的对台工作,提出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构想,推动海峡两岸关系发生重大变化。

  邓小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构想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:第一阶段,1978年底1979年初,决策实现对台方针政策的历史性转变;第二阶段,1981年9月“叶九条”发表,“一国两制”思想开始形成;第三阶段,1983年6月提出“邓六条”,规划两岸交流的具体途径;第四阶段,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,提出发扬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传统,振兴中华民族的新思路。

  

  1983年6月26日,邓小平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

  一、决策实现对台方针政策的历史性转变

  党的对台方针政策在建国后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,经过毛泽东审定的《人民日报》、《红旗》杂志、《解放军报》1974年元旦社论将对台方针表述为:“要提高警惕,保卫祖国,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和解放台湾。解放台湾是包括台湾省人民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神圣义务。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!”粉碎“四人帮”后一段时期,仍然延续了“文革”中的一些提法。1977年2月28日首都各界纪念 “二?二八”起义30周年大会的报告中提出:“‘四人帮’既是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,又是蒋介石国民党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。”“粉碎了‘四人帮’,对盘踞在台湾的蒋经国的反动统治是一个沉重的打击,更加鼓舞了包括台湾省人民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解放台湾、统一祖国的斗志。”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和1978年3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,也都明确规定“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”的方针。

  这个方针的调整缘起1978年5月美国总统卡特对华政策的转变。1978年5月,卡特表示接受中国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三项基本条件,年内采取行动。从7月开始,中美就建交问题进行艰苦的谈判。在中美建交谈判过程中,邓小平做出调整对台工作方针的历史性决策,即把“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”调整为“台湾归回祖国,实现统一大业”。不提“解放”二字,代之以“解决”二字。从10月起,邓小平开始在内部讲话中使用“台湾归回中国”的提法,不再提“解放台湾”。在中美建交谈判进入“谈成”的实质阶段,1978年12月13日前夕,他审阅外交部《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第六次会谈的请示报告》,作出批示:“要明确表示:美方可表示和平解决的愿望,同时我方也要用相同方式表示什么时间、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归回祖国,完全是中国的内政。”这里,邓小平亲笔用文字形式确立了“解决台湾归回祖国”的新提法。之后,中美建交公报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也用“台湾回到祖国怀抱,实现统一大业”的新提法,替代了“解放台湾”的提法,对台工作方针实现历史性转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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